堂叔购买那石屋的时候，我每日闲来无事，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，我总是偷偷地骑上脚踏车，风驰电制驶向堂叔家去。
堂叔那间石屋，先前是很不错的，里面有房间，有厅堂，前面尚有一个小亭台。茶余饭后，亭台上总是坐满了人，尤其是大热天时，堂叔和房客们喜欢手拿着扇子，坐在里面，一面挥着扇，一面天南地北，上下古今，谈个不休。
可惜过了些岁月，石屋也渐渐旧了，墙壁上先前雪白滑亮的灰粉，不但变成黄黑色，还东一块西一块的剥落下来。而原先的房客亦搬的搬，离的离，到最后只剩下堂叔和两三家不忍离去的住户留在那里。
堂叔五十多岁的那年，，在工作时不慎摔了一跤，从此行动便不大灵活
。这以后，或者无人再雇用他工作，或者他自己对工作也渐渐感到厌倦吧，便索性赋闲在石屋里。
从这时开始，堂叔叫了几个木匠，把石屋用木板一间间地分隔起来，以廉价的租金，出租给一般入息低微的穷苦人家。
由于当时住房非常匮缺，而且堂叔的屋租收费也低廉，不用多久，整间石屋都住满了人，情形很是热闹。其中有好几伙人家，像发嫂，红姑及其他租户等，甚至一住就一二十年，和堂叔结成了患难之交呢。
提到发嫂，我眼前又出现了一幅暗淡的图景：
记得已往我到石屋去，首先迎接我的，总是他的一群皮黄骨瘦的“小鬼”，不是听见大的叫：“妈妈我肚子饿。”就是小的哭：“妈啊，哥哥打我。”或者大小小追追逐逐，打打杀杀，玩一些低级趣味连环图里学来的把戏。而发嫂呢，早已忙得连天塌下来也听不到，看不见了。
在我的记忆里就只有一次发嫂安安定定坐了下来和我谈过几句话，那是她刚生了一场大病，身体尚未复元的那一天，我在石屋的一个黝暗的房子里，和她闲聊了一阵子。
发嫂的生活境遇，先前并不是这个样子的，在她刚结婚的那几年，发叔是杂货店员，发嫂是车衣女工，俩口子同心协力，生活还过得挺美满的。
但后来发嫂一年一个，到了第四个孩子出世之后，便没法再工作了。单靠发叔那百块钱左右的薪水，支撑起一个家，吃力的情景是可以想象的。岂料在这个时候，发叔工作的杂货店，竟然倒了台，于是，一家的生活顿时失去了支柱，陷入了痛苦的深渊，，，。
在走途无路的时候，发叔也就顾不得自己从来就没有在建筑工场上工作的经验，壮着担子，转行到建筑工地求生去。
“屋漏更兼逢夜雨”，发叔到工地上不到一个月，便从三层楼摔了下来，这次不幸的事故，虽然发叔大难不死， 却把左足跌断了，成了个废人。
自此，生活的担子，便全靠发嫂一个人来挑了。天怜她在这在这些日子里，日间洗衣，夜间补缝，还是应付不了每日的开销。
石屋的后院隐僻处，尚住有一位常年不出门的红姑。
红姑年龄约莫五十上下，据说是从马来亚联邦来的，她是石屋的老房客
，在这里已经住上二十年了。由于她一向很少踏出那阴森森的房间，加以脾气古怪，有时说话又语无伦次，人们便叫她“疯婆”。
其实红姑也有她的一段辛酸史：
在日军南侵之前，红姑本来有一个温暖的家。她丈夫是个勤劳的货车司机，他们结婚数年，已经添了个胖胖白白的小宝贝了。然而好景不常，日军南进之后，红姑的丈夫首先遭了殃，被日军强行抓去驾驶蝗军的运输车，从此一去不回，，，。
除了发嫂，红姑，石屋里尚有好几户房客，也是朝搵晚食的人，好像磨剪刀的大眼叔，钉补皮鞋的江叔，，，他们收入又少，孩子又多，在堂叔石屋里，马马虎虎还能过日子，离开了石屋，恐怕犹如鱼离开了水，难以活得成了，，，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