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9年8月28日

旧诗文抄(八)《石屋里的几个人》(二)


堂叔购买那石屋的时候,我每日闲来无事,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,我总是偷偷地骑上脚踏车,风驰电制驶向堂叔家去。

堂叔那间石屋,先前是很不错的,里面有房间,有厅堂,前面尚有一个小亭台。茶余饭后,亭台上总是坐满了人,尤其是大热天时,堂叔和房客们喜欢手拿着扇子,坐在里面,一面挥着扇,一面天南地北,上下古今,谈个不休。

可惜过了些岁月,石屋也渐渐旧了,墙壁上先前雪白滑亮的灰粉,不但变成黄黑色,还东一块西一块的剥落下来。而原先的房客亦搬的搬,离的离,到最后只剩下堂叔和两三家不忍离去的住户留在那里。

堂叔五十多岁的那年,,在工作时不慎摔了一跤,从此行动便不大灵活
。这以后,或者无人再雇用他工作,或者他自己对工作也渐渐感到厌倦吧,便索性赋闲在石屋里。

从这时开始,堂叔叫了几个木匠,把石屋用木板一间间地分隔起来,以廉价的租金,出租给一般入息低微的穷苦人家。

由于当时住房非常匮缺,而且堂叔的屋租收费也低廉,不用多久,整间石屋都住满了人,情形很是热闹。其中有好几伙人家,像发嫂,红姑及其他租户等,甚至一住就一二十年,和堂叔结成了患难之交呢。

提到发嫂,我眼前又出现了一幅暗淡的图景:

记得已往我到石屋去,首先迎接我的,总是他的一群皮黄骨瘦的“小鬼”,不是听见大的叫:“妈妈我肚子饿。”就是小的哭:“妈啊,哥哥打我。”或者大小小追追逐逐,打打杀杀,玩一些低级趣味连环图里学来的把戏。而发嫂呢,早已忙得连天塌下来也听不到,看不见了。

在我的记忆里就只有一次发嫂安安定定坐了下来和我谈过几句话,那是她刚生了一场大病,身体尚未复元的那一天,我在石屋的一个黝暗的房子里,和她闲聊了一阵子。

发嫂的生活境遇,先前并不是这个样子的,在她刚结婚的那几年,发叔是杂货店员,发嫂是车衣女工,俩口子同心协力,生活还过得挺美满的。

但后来发嫂一年一个,到了第四个孩子出世之后,便没法再工作了。单靠发叔那百块钱左右的薪水,支撑起一个家,吃力的情景是可以想象的。岂料在这个时候,发叔工作的杂货店,竟然倒了台,于是,一家的生活顿时失去了支柱,陷入了痛苦的深渊,,,。

在走途无路的时候,发叔也就顾不得自己从来就没有在建筑工场上工作的经验,壮着担子,转行到建筑工地求生去。
“屋漏更兼逢夜雨”,发叔到工地上不到一个月,便从三层楼摔了下来,这次不幸的事故,虽然发叔大难不死, 却把左足跌断了,成了个废人。
自此,生活的担子,便全靠发嫂一个人来挑了。天怜她在这在这些日子里,日间洗衣,夜间补缝,还是应付不了每日的开销。

石屋的后院隐僻处,尚住有一位常年不出门的红姑。
红姑年龄约莫五十上下,据说是从马来亚联邦来的,她是石屋的老房客
,在这里已经住上二十年了。由于她一向很少踏出那阴森森的房间,加以脾气古怪,有时说话又语无伦次,人们便叫她“疯婆”。

其实红姑也有她的一段辛酸史:
在日军南侵之前,红姑本来有一个温暖的家。她丈夫是个勤劳的货车司机,他们结婚数年,已经添了个胖胖白白的小宝贝了。然而好景不常,日军南进之后,红姑的丈夫首先遭了殃,被日军强行抓去驾驶蝗军的运输车,从此一去不回,,,。

除了发嫂,红姑,石屋里尚有好几户房客,也是朝搵晚食的人,好像磨剪刀的大眼叔,钉补皮鞋的江叔,,,他们收入又少,孩子又多,在堂叔石屋里,马马虎虎还能过日子,离开了石屋,恐怕犹如鱼离开了水,难以活得成了,,,,。